2026年5月6日12:30，教育学院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在10幢508教室举办了第77期读书分享会，本次分享围绕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卢梭的经典著作《植物学通信》展开。李长伟老师、阴露华老师与杨鲁南学姐共同出席了此次学术活动，2025级教育学原理专业教育硕士全程参与。

本次读书会的由王巍桦同学主持，李长伟老师作为领读人,胡欣同学作为与谈人，围绕《植物学通信》进行主题汇报与交流讨论。李长伟教授开场即点明，卢梭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地道的植物学家。自己最初也并未看重此书，将其搁置书架，直到在刘良华老师《家庭教育》中看到“卢梭竟想把自己变成一种植物”的微小线索，又重新受到豆瓣书评的激发，才决定深入探究此书中被忽视的教育思想。他特别提到，本书是卢梭晚年因《爱弥儿》受迫害流亡期间，写给德莱纳夫人，教她4岁女儿学习植物学的通信集。

李教授指出，通常我们认为卢梭是浪漫主义的，强调人的感性。但《植物学通信》呈现的是另一种样貌。卢梭在这里受林奈影响，专注于植物的生殖器官进行科学分类。他没有丝毫激情的渲染，反而极度冷静、枯燥，并且主动提出为了搞清植物的有机体，必须“忘掉花枝鲜艳的色泽”。《爱弥儿》极力反对词语对心灵的遮蔽，要求孩子直接感知世界。但在《植物学通信》中，卢梭明确要求必须学懂专业术语词汇库，教4-7岁的幼儿使用高度抽象的语言符号去认知自然。虽然后期提到制作植物标本，似乎是回归实物，但卢梭很快又宣称，认识标本仍需以词语命名和分类为前提，最终又不得不回到词语教育之中。李教授强调，这是最具转折性的一点。

李教授将本书与《爱弥儿》对比，感慨教育目的发生了根本转移。《爱弥儿》注重在自然中先发展感官和同情心，知性发展是晚期的；而《植物学通信》开篇就要求用植物来“充实沉思的灵魂”，最终是为了培养儿童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成熟的“推理能力”。卢梭在此书中关心的不再是善感的心灵，而是如何获得冷静的知性。

分享结束后，参会师生就“浪漫与理性在卢梭身上的张力”、“词语在自然教育中的双重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李教授回应，不必强求给卢梭下定论，将这份特别的“不确定性”呈现出来，本身就极具启发。

在李教授分享结束后，阴露华老师提出了个问题：卢梭在《爱弥儿》中明确反对过早对儿童进行词语和知性教育，强调12岁前主要依靠自然后果法和感官体验。那为何在《植物学通信》中，他偏偏要为四岁的德莱纳夫人的女儿讲解如此枯燥的植物学名词和分类？应该如何解释卢梭主流著作与这本书之间的严重矛盾？李教授对于阴老师的问题，作出了以下回应：1.承认矛盾与“两面性”：这正是卢梭思想极具张力与趣味的地方。他并不是像康德那样将某种原则一以贯之的思想家（康德即便在孩童推理问题上也会退让说是“日常化”的推理）。卢梭身上有两种对立的东西：一方面是在《爱弥儿》中强调打破词语障碍、直接感受自然的“浪漫卢梭”；另一方面是在《植物学通信》中压抑感性、死板灌输科学术语的“科学家卢梭”。2.提出假说：知性也是天生的：对此矛盾的一种可能解释是，或许卢梭认为“知性”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内在器官，它并非必须等到12岁，而可以从四岁起通过观察植物进行培养。这在广义上是知性教育。而在此书中，他认为这样做也很好。3.关于“治愈与净化”的辨析：有同学提到卢梭爱植物是为了“治愈心灵”。李教授指出，那种“明媚的花、碧绿的草地”带来的情感慰藉主要存在于《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第七漫步中，那非常浪漫。但《植物学通信》里，文学性的芬芳消失了，转而变成了对花朵结构极其刻板的解剖。用死板的科学术语去净化心灵，这个逻辑非常特别。4.这本书的卢梭完全打破了我们对他关于“何时该教什么”的认知。他带给读者的这种冲击感和困惑感，正是研究卢梭最有魅力的地方。目前国内外对卢梭植物学教育意义的研究都极少，这份“不一致”值得大家深入思考。读体验与专业思考进行了补充分享，并针对领读内容提出了两个核心探讨问题，推动现场交流走向深入。

随后，杨鲁南学姐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卢梭的植物学书信在历史上对女性教育产生过较大影响，这是否与当时认为女性偏感性、需借助植物学培养理性有关？更进一步看，为什么在主流教育学话语中，“植物”始终只是一个外部隐喻，而未能像“动物性”那样真正进入对人性的本质讨论？李长伟教授指出：植物与女性教育的关联：这一现象确与文化传统有关。从林奈以生殖器官为植物分类标准所引发的争议，到中外命名习惯中女性多用花草、男性多用禽兽，都说明植物与女性的文化联结源远流长，卢梭的植物学影响也应放在这一脉络中理解。但无论古今中西，教育学和人性论的核心始终围绕“动物性”展开（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禽之辨”），而“植物性”几乎从未被纳入对人性的严肃界定。即便有福禄贝尔的“幼儿园”、杜威的“教育即农业”等提法，也多停留在隐喻层面。隐喻不等于哲学论证：说“儿童是种子”“教师是园丁”在修辞上有感染力，但如追问“凭什么儿童就是植物而非小动物”，便发现缺乏学理支撑。小动物的生长同样有其自然性，但它从未成为核心隐喻，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从人性论高度论证过“人身上的植物性”究竟是什么。也正因这种缺失，才为今天的研究者留下巨大的探索空间——如何从哲学上为“植物性”在教育学中确立一个位置，而不只是借植物来打比方，这是一个值得继续追问的议题。

本次教育学院教育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第77期读书分享会，在热烈的交流与深刻的思想碰撞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