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0日18：30，教育学院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在10幢308教室举办了读书分享会。李长伟教授、蔡正道博士、金一翔博士以及2023级和2024级教育学原理的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读书会。

 本次读书会由郝阳洋同学主持，田思毅同学作为领读人，王婉君同学作为与谈人，围绕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与老师们、同学们进行主题汇报与交流讨论。

 田思毅同学认为：鲍曼借助《大英百科全书》解释流体和固体。他指出，流动性是液体和气体的特性。它们的分子是有序排列的，而且分子的直径微乎其微。当液体和气体处于静止状态时，他们不能承受外来的剪应力的作用。固体是原子聚合类型和原子排列结构的直接结果。聚合这一术语表明固体的稳定性，它能组织原子的分裂。简单来说，液体不像固体，能够轻易控制和保持它的外在形状。可以说。流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因而对流体来讲，正是时间上的流动（时间维度），比他占据的空间（空间维度）更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固体没有时间意义，相反对液体来讲，具有价值的主要是时间维度。流体非凡的流动性，使人们把他们和“轻灵”这种想法联系在一起。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物体越清，就越能容易被移动，并且移动的越快。鲍曼将现代性与流动性、液化、轻灵联系起来，用“流体”比喻现代社会，其核心特征是不确定性、暂时性与加速。

 全景监狱权力关系模式重要之处在于，管理者被假定为总是在那儿，在附近，在控制塔里。后全景监狱（流动权力）权力关系重要的地方，是掌握了权力操纵杆，在任何时刻都能不受这关系模式的影响。现代时代的出现还意味着对“定居人群”持续的和系统的攻击，使定栖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在固态时期，游牧百姓没有固定抵制和处于无国家状态，他们被排除在遵纪守法并为法律所保护的共同体之外。也就是说这些人易受旧的全景式监狱控制模式的控制。在流动时期，占据人口多数的定居人口则为游牧的和疆域以外的经营所统治。鲍曼指出，东西越大，不只不再更好，而且没有任何意义。现在是更小、更轻便的东西更能表明“进步”和完善。是“轻装旅行”才被人为是权力的优势所在。

 感到自由的东西事实上不是自由。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其实揭示了现代性的核心问题：物质需求的满足并未带来真正的自由，反而使人们陷入一种“舒适的奴役”状态。对自由价值的质疑者认为，解放所带来的苦难可能会比幸福更多。一方面，现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使得个体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使得个体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感到力不从心。此外，现代社会中的消费主义、娱乐文化等也往往使个体沉迷于表面的快乐和满足，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自由和解放。在现代社会中，规范的缺失（失范）使个体陷入永恒的焦虑与不确定性中。人们渴望路标和惯例，因为它们能提供行动的确定性。

 鲍曼提出“批判的偶然性”（contingency of critique）这一概念，用以描述批判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变迁。这一部分的核心在于揭示：批判的力量并非永恒不变，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碎片化：批判退化为个体化的意见表达，例如社交媒体上的短暂热议或“键盘侠”的即时评论。这些声音虽然数量庞大，但缺乏系统性，难以凝聚为结构性变革的力量。商品化：批判被纳入市场逻辑，成为可消费的内容。例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能被包装为畅销书或纪录片，最终成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去政治化：批判的焦点从公共议题转向私人领域。人们更关注名人丑闻或个人生活技巧，而非社会不公或生态危机。公共空间的私有化使批判丧失了对权力核心的触及能力。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不再是被共同议题占据的“辩论场所”，而是沦为私人焦虑的投射屏幕。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往往是明星绯闻、消费指南或个人成功学，而非教育公平、贫富分化或生态危机。公共讨论被降格为“私人烦恼的展览会”，人们通过围观他人的苦难获得暂时的道德满足，却拒绝将其转化为集体行动。

 个体化社会中的政治不再是关于“如何共同生活”的协商，而是退化为“如何保护私域”的技术性问题。例如，选民更关注减税政策而非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环保行动被简化为“购买有机产品”而非挑战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源于无知，而是个体化逻辑下的理性选择——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优先确保自身安全被视为最优策略。

 传统共同体（如阶级、宗教团体）的瓦解并未催生新的团结形式，反而加速了社会的原子化。人们通过“临时性联盟”（如网络兴趣小组、粉丝社群）寻求归属感，但这些群体缺乏持久承诺，随时可能因利益变化而解散。正如鲍曼所言，现代人像“汽车旅馆的过客”，短暂停留后便带着行李奔赴下一站，公共责任随之被抛诸脑后。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揭示：现代社会通过法律赋予个体空前的“自由”，却同时剥夺了实现这种自由的条件。这种困境不仅是个人生存的危机，更是批判理论在当代失效的根源。其核心困境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1.法律个体与实质个体的断裂：自由的虚伪性

 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将人从传统共同体（如阶级、宗教）中“解放”出来，代之以法律上的自治身份。表面上，个体拥有选择职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权利；但实际上，这种自由是“空洞的许诺”。自由的私有化：社会风险（失业、疾病、养老）被转化为个体的责任。例如，失业被视为“个人能力不足”，而非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个体被迫在市场中孤军奋战，批判理论曾关注的“阶级压迫”被稀释为无数私人失败。能力的剥夺：法律赋予的“选择自由”缺乏实现条件。一个工人可以“自由”辞职，但若没有社会保障或再教育机会，这种自由只是贫困的自由。鲍曼指出，自由若脱离公共支持（如福利、教育），实则是强加给弱者的残酷游戏。批判理论在此陷入困境：它无法再用传统阶级分析解释个体苦难，因为苦难已被个体化为“私人问题”，失去了转化为公共议题的通道。

2.公共空间的溃败：批判的失语

 个体化社会的核心危机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私有化。公共空间本应是私人困扰升华为公共议题的“辩论场所”（agora），但在流动现代性中：公共话题的降格：媒体与社交网络将公共讨论简化为名人隐私、消费指南或道德审判。人们围观他人的苦难，却拒绝承认其与自身命运的关联。公共性退化为“私人焦虑的展览馆”。批判的“消费者化”：批判退化为可消费的观点商品。例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被包装为畅销书或纪录片，最终沦为文化工业的利润来源。批判失去颠覆性，成为权力系统自我调节的装饰品。批判理论的传统武器——揭露意识形态谎言、唤醒阶级意识——在此失效。当社会拒绝将个体痛苦视为结构性问题时，批判失去了听众。

3.系统性矛盾的个体化：解放议程的瓦解

 个体化社会的权力运作更加隐蔽：它不再直接压迫个体，而是通过“自我规训”实现控制。责任的转嫁：新自由主义将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生态危机）转化为个体的道德选择。例如，环保被简化为“垃圾分类”而非质疑工业资本；贫困被归咎于“不努力”而非制度不公。批判的错位：批判理论若继续攻击“老大哥式压迫”（如极权国家），将无法触及真正的权力网络（如算法控制、金融资本）。权力已从可见的压迫者，化为弥散在生活每个角落的“流动的统治”。

 有一天，亨利·福特突然决定给他的工人增加一倍工资。他在庆祝辞里公开声明的理由是， “我希望我的工人能够得到足够的报酬，以买得起我的汽车”，很明显，这个原因只是一句笑话。 他的工人的购买只占他的销售份额的微不足道得的一小部分，而付给他们的报酬却能给他带来比他付出的成本大得多的价值……提高工人工资的真正的原因，是福特面临的可怕的劳动力的转移。他决定给工人暴涨工资是为了把工人固定在这一链条上。

 多数人的生活和多数人的生命将在目标选择的折磨中度过，而不是在寻找并不要求反思的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中度过。消费者的痛苦，源于选择的过量而非选择的不足。

 如果生产者的社会是将“健康”(health) 定为它的成员应该达到的标准的话，那么这个消费社会在它的成员面前挥舞的则是“身体的良好感觉”的大旗。“健康” 和“身体的良好感觉”这两个词语，常被认为是重叠相连的，并常常被作为同义词而使用；它们都是指对身体的关注和爱护，是指人们希望他们的身体达到的状态和身体的拥有者接下来能实现那一愿望的养生之道(regime)。然而，像同义词一样来对待这两个词语却是错误的——健康和身体的良好感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话题，要求关注的东西也是很不相同的。

“健康”这一词语，像生产者社会中所有其他的规范性概念一样, 在“正常” (norms) 和 “反常” 之间保持并守护着它们的界限。“健康”是人们身体和精神的一种恰当而又可求的状态————一种或多或少(至少在理论上) 能准确地加以描绘并因而能准确地加以测量的状态。它是指承认指定的角色能满足自己需要的身体和心理状况，而且那些需要往往是持续和稳定的。“健康”在多数情况下就意味着“可被雇用” (employable)： 他能在厂房里适当地作业，能“承受”那份工作可能经常要求雇员去承受的身体和心理的重负。

 相反，身体感觉不错则恰恰不是“固定的”， 它天生地不能被准确地加以限定和说明。 “感觉不错”意味着，对非正常的东西、非一般的东西、特别的东西， 并且首先是新鲜的、令人惊奇的东西加以接纳的准备就绪状态。“感觉良好”意味着有一个易于适应的、可以调整的身体，准备经历这种还未经尝试并且不可能事先明确说明的感觉。如果健康是“信守规范”的话，身体感觉不错就是打破所有规范，并放弃每一个已经达到的水准。追求良好的身体感觉，就像是在追逐一个直到得到它之前都无法形容的目标。

 脱口秀节目使得关于私人生活的公共话题合法化。它使不可谈论的变得可以谈论，使让人感到羞耻的东西变得体面起来，并将丑陋的个人隐私变成引以为荣的东西。因为有了脱口秀节目，从现在开始，可以公开谈论过去我认为是可耻的、使人丢脸的和必须保密的、只有默默承受的东西。既然我坦白了不再是秘密，我就得到了比解脱后的轻松更多的东西：我再也不必感到惭愧，或唯恐因厚颜无耻而让人不满、被人指责和遭到排斥。不是它们实际上变成了公共问题，不是私人问题的能力让它们进入公共讨论中，恰恰相反，是它们被再度确定为私人问题，是它们因强化了它们的隐私性的公开暴露而显现出来。

 赫里特奇花园 (Heritage Park)有着高压的电子防护网、入口道路上的电子监控仪，以及沿路的栅栏、装备精良的保安。如果你能买得起在这个赫里特奇花园的居住权，你将能在这个远离混乱、敌意、恐惧的危险和风险的荒野 (它只存在于城堡大门的另一边)里，度过你一生中的多数时间。为了得到完全满足，那里能够提供满足优美雅致生活需要的任何东西：赫里特奇花园有自己的商店、 教堂、 餐馆、 剧院、 公共游乐场、 森林、 中央花园、 满是鲑鱼的小湖、慢跑跑道、运动场和庭院网球场——而且还留下了足够的剩余空间，以添加任何未来体面的生活可能要求的项目。

 购物中心被鲍曼称为“消费天堂”，其核心逻辑是以消费行动取代社会互动。消费者在拥挤的商场中形成“人的聚合而非整合”，个体沉浸在感官体验中，拒绝深入交往。这种空间通过排除乞丐、流浪者等“干扰元素”，维持表面的秩序与纯洁。然而，这种“共同体”实为虚幻——它通过商品符号制造归属感，却掩盖了真实的差异。

 鲍曼指出，现代社会经历了从固态现代性到流动现代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劳动的性质和特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固态现代性中，劳动被看作是一种稳定、可靠的活动，人们通过长期的雇佣关系和固定的职业身份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

 流动现代性带来的劳动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加剧，使得人们难以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在固态现代性中，资本与劳动通过福特主义的长期雇佣模式形成共生关系。工人依赖企业获得稳定收入，企业依赖工人维持生产；福利国家作为调节者，通过社会保障维系双方的平衡。流动现代性打破了这一契约。资本通过全球化、金融化与自动化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企业不再需要与特定劳动力绑定，而是通过外包、零工经济（如优步、外卖平台）和人工智能降低成本。鲍曼形象地比喻：资本“丢掉了笨重的机械”，仅携带“公文包、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轻装旅行。这种流动性使资本获得了胁迫地方政府的权力，迫使后者降低税收、放宽劳工保护以吸引投资。；二是劳动的伦理危机日益严重，人们在劳动中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力，成为了机器的附庸和资本的奴隶。人们在劳动中感受不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反而感到疲惫、焦虑和沮丧；三是劳动的美学化和消费化趋势明显，人们过于追求劳动的体验和感受而忽视了劳动的实际效果和意义。马克斯·韦伯曾将“延迟满足”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通过节俭与积累实现长远目标。然而，流动现代性中，消费文化取代了生产伦理。个体追求即时快感，因为未来充满风险，“此刻的满足”成为唯一理性选择。鲍曼指出，现代人通过购买行为建构自我（如品牌选择、生活方式展示），但这种建构是短暂且易逝的。消费品的快速更新（如电子产品迭代）隐喻了人际关系的临时性：伴侣、朋友甚至家庭都可能因“不再满意”而被更换。

 鲍曼将现代性区分为固态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两个阶段。在固态现代性阶段，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共同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承载着个体的归属感和安全感。随着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复杂和多变，共同体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谈人王婉君同学认为：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里用“液态”来比喻现代社会的特性，这种视角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教育问题特别有启发。过去的教育有点像工厂流水线，学校按部就班地把学生塑造成标准化的“产品”，但如今社会变得像水一样流动不定——技术爆炸、职业迭代、信息过载，甚至人与人的关系都变得短暂易碎。这时候，教育如果还守着“传递固定知识”的老目标，恐怕就像拿着旧地图找新大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两年提出“学会成为”（learning to become）的概念，其实和鲍曼的想法挺契合的：教育得帮人练就一身在不确定中游泳的本事，比如批判性思考、快速适应变化的能力，而不是只教人怎么背答案。

 不过现实中的教育可没这么理想。鲍曼提到的“个体化”浪潮，在教育领域反而拧巴得很。表面上，我们都在强调“个性化学习”“尊重学生主体性”，但另一边，各种标准化考试、绩效排名、升学竞争越来越激烈。学生一边被鼓励“做自己”，一边又被推进教育市场的流水线，变成人力资本投资的商品。这种矛盾让我想到一个场景：学校橱窗里贴着“培养创造力”的标语，教室里却挤满了刷题到凌晨的学生。更别说消费主义的渗透了，现在连报个补习班都像在抢购限量款球鞋，教育成了明码标价的“服务”，而学生不知不觉变成了精打细算的消费者。

 时空变化对教育的冲击也挺魔幻的。以前我们说“教室是学习的主阵地”，现在谁还没在通勤地铁上刷过几节网课？慕课、短视频微课把知识拆成碎片，学习好像变得随时随地都能发生。但这背后藏着新问题：偏远山区的孩子可能因为没Wi-Fi就成了“数字难民”，都市白领报了三十个线上课程却越学越焦虑。知识更新速度快到离谱，今天刚学会编程语言，明天公司就换新系统了。这种情况下，“终身学习”不再是励志口号，倒成了生存刚需，但教育系统显然还没准备好怎么承接这种无止境的压力。

 面对这些困境，鲍曼的批判反而给了教育一线希望。我觉得关键得回归教育的本质——它不该只是社会的应声虫，而该成为锚定价值的压舱石。比如在课程中多融入人文关怀，抵抗功利主义的侵蚀；老师也别只当知识的“快递员”，而是带着学生一起解码这个流动世界的规则，像弗莱雷说的那样“通过对话寻找意义”。现在很多学校尝试的项目式学习、跨学科课程，其实就是在打破固态教育的框架，让学生练习在流动中保持思考的韧性。再比如疫情期间，有的老师用在线平台组织读书会，虽然隔着屏幕，反而重建了更深度的师生联结——这或许就是鲍曼期待的那种“流动中的恒常性”吧。

 说到底，鲍曼的理论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教育的尴尬，也指明了可能的方向。教育不能因为社会“液态化”就随波逐流，它得学会像水一样柔软地适应变化，同时像河床一样守住育人的根基。未来的教育者可能需要一种新能力：既能在抖音上三分钟讲清一个哲学概念，也能带着学生慢下来读一本艰涩的经典；既拥抱技术的便利，又不让屏幕隔绝真实的温度。这种平衡不容易，但或许正是这个时代教育最迷人的挑战。

 严中然：鲍曼思想的核心就是流动，流动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这就是鲍曼理解的现代性的根本特点。鲍曼在《流动的时代》中还提到风险的概念，这对于理解教育现实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蔡正道：读这本书需要联系社会经验和现实，并且思考个人。这本书适合精读，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磨刀石磨我们自己的刀。

  金一翔：当谈到流动性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流动性的优势。我最近在研究安全，安全本身是一种空性、不确定的，而且维持成本高。

 李长伟：现代性意味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被打碎了，也就是从封闭到开放。内卷本身是考试标准化造成的。学生抑郁甚至自杀也是流动的反映。这也是孤独和个体性的凸显。如今教育科学化和个体化是并存的。我们的理论与实际感受需要结合。鲍曼的流动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流动，而我们需要庇护，也就是需要价值。

 最后，郝阳洋同学对本次读书会进行了总结并预告了下次读书会的事宜。本次读书会至此圆满结束。